已经在全国十多个城市叫停的“高乐美”，以“深圳市青少年健康成长中心”的名义在深圳推出“‘暑期疯长’计划”，把两种补充钙和维生素C的保健品组合成了帮助深圳人增高的“紧缺良药”。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信息传播非常便利的社会，骗子能够坦然地在国内各大城市一路骗过去，而且很可能还有下一站。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我们的商业环境是否就适合骗子生长，我们曾经为水变油的神话买单，曾经为各种气功师、神医买单，在股市上人们要受骗，甚至那些婴孩也会被生产不含奶的奶粉商欺骗！除了我们的公共管理存在区域协作欠缺、主动执法欠缺的问题之外，我们的消费者也要为虚假广告承担他们自己的责任———因轻信而为虚假广告买单。

　　面对种种虚假的广告，为何总是有轻信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呢？这自然有广告宣传的功效。商品的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天然地存在信息不对称，广告的本来功用是把商品的效应清晰准确传递给消费者，这种广告宣传首先建立在商品提供者的商业诚信基础上，显然，建立在道德层面的约束力量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有来自公共管理部门对发布虚假广告者的惩罚性措施。像“高乐美”这样的销售就建立在大量的欺骗信息上面，如所谓的美国APA研究中心，所谓的“全国专家”（相关报道见昨日《深圳商报》A3版）。作为普通消费者，他们要鉴别商品质量和虚假信息的成本太高了，却有着强烈的需求冲动，对商品效用的真伪判断就更多地依赖广告发布者的诚信。

　　消费者自身消费理性存在天然欠缺，这就需要公共管理出场，弥补个体理性的不足。

　　在公共管理层面，对于这样的商业欺骗行为，我们是怎么处理的？消费者投诉，有关部门调查，执法队伍出动，捣毁经营场所，收缴非法商品，少量的罚款。这对骗子团伙构成的损失同他们已经赚取的利润相比，很多时候是不成比例的，往往就没有要求给受骗的消费者全额退货、退款、加倍赔偿以及高额罚款。

　　面对经济生活中此起彼伏的商业欺骗，我们的公共管理有责任让行骗者付出十倍百倍的代价，因为骗子的目的是钱，让他损失更多的钱就是一种对症下药的治理手段。

　　消费者协会经常要向全社会发布消费警示，这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公开的做法，显然，“高乐美”这样连续的欺骗并没有成为消费警示，毕竟消协并非官方机构，他们没有法定的责任去提醒消费者，我们需要专职的管理部门来承担这一工作，比如，工商、卫生部门。

　　我们生活中同时存在正义和邪恶，当公共管理的砝码轻了，社会的天平就会向邪恶倾斜，就有人成为邪恶势力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