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乞职业化催生“恐怖乞讨”刻意展示惨状以求人施舍，记者调查发现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缺乏温饱

　　本报前昨两天报道了“东门一男子以刀割臂，蘸血写出求助书”的事情。“医院是天堂，也是我梦想的(地方)”，李彬用自己胳膊上流出的鲜血，写下了触目惊心的血书，以表达他想去医院治病的愿望。而他采取如此恐怖的乞讨方式，仅仅是因为他感到市民不相信他所说的遭遇。而在深圳，目前采取极端方式乞讨的其实还有很多：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的，抖动着残缺的臂膀的，以头撞地碰得血迹斑斑的。昨日，记者对诸如此类血腥、恐怖的乞讨做了调查，发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确值得同情，但也有职业化和集团化的动因。

　　专家意见 行乞升级考验管理能力

　　市民看法 伪造悲情怎能得到同情

　　深圳市人大代表、深圳市信访办助理调研员吴立民已经关注深圳乞讨现象有10余年的时间，他曾对深圳乞讨现象做过专项跟踪调查研究。对于深圳越来越多的乞讨者，越来越极端、血腥、恐怖的乞讨方式，吴立民深有同感。

　　吴立民说，现在的乞讨者早已经脱离了早期为满足温饱的要求，而出现了乞讨目的复杂化、乞讨方式多样化的特点。“多数的乞讨者不是要饭吃，而是要钱。”吴立民说，“他们要钱也不是为了解决温饱，有很多目的。根据我的观察了解，例如，许多人讨钱是为了回家盖房，给儿子娶媳妇等等。”

　　此外，吴立民介绍说，目前许多市民已经对乞讨现象见怪不怪，甚至多数人已经对乞讨者感到麻木、厌烦了。为此，为了再次激起市民的同情心，现在许多乞讨者的乞讨方式出现了极端化的特点，一些乞讨方式让人感到恐怖、血腥。

　　对深圳乞讨现象逐渐泛滥极端化的现象，吴立民表示，自从收容制度废除后，新的《救助管理办法》不能有效地解决乞讨人员的管理问题，使乞讨现象在有效管理上存在一个真空状态。严管乞讨人员则可能违规，不管理则乞讨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可能引发一些其他社会问题。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应该重视现存的问题，不能漠视乞讨者的存在，应该制定出有效的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从根本上解决管理乞讨的难题。

　　提要

　　专车送行乞群体“上班”

　　地点：仙湖植物园

　　扔饭到地上再捡来吃

　　地点：国贸大厦附近

　　自称断臂是“吃饭家伙”

　　地点：东门商业区

　　今年农历大年初一，记者在仙湖植物园前的仙湖路上看到，路中间香客、游客人流汹涌，而路边每隔三五步便有一个乞讨者，其乞讨方式让人感到触目惊心：有的人浑身上下被烧得体无完肤，脸部已经没有了人形；有的小孩把腿盘到头上，用手支在地上，挪动着走路等。不少路人无法忍受看到的悲惨景象，纷纷向其抛撒零钱，也有路人害怕地赶紧绕路走开。

　　昨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仙湖植物园，因为未逢农历初一、十五，门口路边只有一两个乞讨者蹲坐在路边乞讨。当记者爬到半山来到弘法寺，发现已经有一名胡子花白的老年乞讨者坐在台阶上讨钱。天下着小雨，老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说，他是安徽人，住在东门附近，每天能讨得一二十元。

　　保安员王晓伟告诉记者，本来乞讨人员是不可以进入植物园的，可是每天不知为何仍然有许多人前来乞讨。许多乞讨者现在越来越喜欢向路人、香客展现其恐怖、残酷的一面。有的人抱着香客的腿，不给钱就不放人走。一次，他看到一名没有胳膊的乞讨者，上山时还穿着衣服，但是等到了弘法寺门口乞讨的地方，就把衣服脱了，向路人展露出其半截残肢。

　　对越来越多、越来越让游客感到恐怖、血腥、悲惨的乞讨者，植物园的管理者也感到很头疼。植物园门口的一名工作人员说，来仙湖乞讨的人，许多人背后都被人控制。其介绍说，春节期间，游客众多，工作人员在门口看到有人开着面包车，把许多残疾的人拉过来，然后每走一段路放下一个。还有的人在远处监视。“许多残疾乞讨者都是有人开车送上山的，不然他们怎么能进来呢？”该工作人员说，“城管开车把他们送走后，城管的车还没有回来，他们已经又回来了。”

　　有工作人员表示：一次他看到一个女的抱着一个小孩，孩子的腿上有三处刀伤暴露在外面，让人看了感觉非常血腥。可是他仔细看了一下伤口，发现伤口像是快愈合时，又被人故意撕开的样子。因此，大家感到许多血腥悲惨的场面都是有人故意搞出来的。

　　昨日中午12时，一个背部长着一堵“驼峰”的男子，拄着一根棍子，步履蹒跚地来到国贸大厦的人行道边，铺开纸板蹲在上面乞讨。记者看到，为了博得路人同情，他匍匐在纸板上，将背后衣服高高掀起，露出“驼峰”。凄风冷雨中，他宁可冻得发抖，也不愿把衣服放下，引得不少路人的同情，给予施舍，但是也有路人吓得远远躲开。

　　这名男子说，他叫周伟华，30多岁，河南驻马店人，一年前从老家来到深圳“闯天下”。而他之所以要行乞，是因为他的身体残疾，背后长着一堵高高凸起的“驼峰”，没有劳动能力。记者看到，当他站起来时，身高和记者的腰部齐平。

　　他说，刚来时，他在儿童公园门口靠削甘蔗卖，赚点小钱糊口。“由于城管管得紧，后来没摆摊了。”无一技之长，又加上“罗锅背”，他开始以行乞为生。先在火车站蹲点，火车站成为乞讨严管区后，他转战国贸一带，到处打游击。

　　国贸人流量较大，各类乞讨者纷纷在此驻扎。距离周伟华不远是一名抱着小孩的妇女，她趴在垃圾桶边，从里面掏白米饭吃。有人远远走来时，妇女赶紧低头把一粒粒米饭放到嘴里。当行人无动于衷从她身边离开，她立即停住。这名妇女告诉记者，她是湖北襄樊人，与丈夫吵架后离家出走来到深圳。“米饭是她带来的，放在地上的包中。”国贸门口的保安张先生说，他观察过，该妇女每天能进账三四十元钱。

　　昨天，针对这些另类的乞讨方式，本报与深圳热线网站进行了一次联合调查，引发不少网友和市民的响应，大部分市民认为此类乞讨方式有损市容，甚至干扰了市民的工作和生活，要求政府加强管理。同时，也有人认为，应对另类乞讨者区别对待，不能一棍子全打死，给予真正有残疾、丧失劳动能力者以应有的关怀。

　　多数网友表示，乞讨者包括另类乞讨者的行为是好逸恶劳的表现，绝大多数是装弄出来，不值得人同情。他们的行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市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有网友举例说，有次去海上世界，路上碰到一轮椅老汉，后面老婆推着，看上去很艰难。结果这一幕被朋友当场戳穿，说自己回家时在大巴站惊见老汉把轮椅折叠着夹在臂下，也在等车。滥施同情心后，这位网友认为“可以去献血，可以去捐助贫困儿童，可以去植树，可以去给家乡修桥，就是不能给这些无良乞讨者一分钱”。

　　市民梁先生认为：对于另类乞讨者，市民应报以宽容的心态，区别对待，“毕竟他们都是弱势群体，在当下中国的一些农村，一部分手脚健全者谋生尚且困难，这些残疾者的活路可想而知。其实，最重要的是政府如何管理的问题”。

　　职业行乞者不愿受救助

　　民政部门人士认为，他们已非弱势群体

　　记者从深圳市救助站了解到，虽然每天都有一些流浪乞讨人员被公安和城管部门送去他们那儿救助，但其中有恐怖自残乞讨行为的人并不多，这主要是因为目前深圳市的救助管理完全采用的是“自愿”原则，而这些自残乞讨人员已经职业化了，他们根本就不愿意接受救助，救助人员也就无可奈何。

　　市救助站副站长肖遵石告诉记者：“接收到行乞者，他们都几乎是拒绝被送回老家的，对于有自主意识的成年人我们也没有办法。”他说，目前由深圳市公安局牵头，由各分局调派人手，成立一个8人特别行动小组，主要管理深圳市各交通要道、重点地段、口岸、车站以及码头等地方的流浪乞讨人员，重点劝阻他们接收救助，而作为救助站将全力配合该行动，对送来人员进行管理和救助。据悉，该行动小组目前已经筹备完成，将在3月1日正式运作。

　　对于这种恐怖自残乞讨行为，深圳市民政局和深圳市慈善会的相关领导都表示，这些人虽然丧失了劳动能力，处于社会最底层，但是因为他们大多数已经形成了职业乞讨行为，还有部分人甚至涉及到黑势力，所以已经不能完全是弱势群体了。深圳市慈善会秘书长范建华坦言：“他们中大部分人根本就不需要你关心，除了给钱外都是拒绝被你救助，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送他们的车还没走，乞讨者已经出了救助站的门”，市城管执法机动大队相关人士告诉记者，自2003年8月《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以后，城管部门对街头流浪乞讨的人采取了协助救助的管理方式，还组织了几次大规模劝说街头流浪人员接受救助的活动，但这些活动并没有明显成效。流浪者不愿意进救助站，有的暂时听从劝说进了救助站，但马上就出来了。披散着肮脏的头发，抖动着不堪触目的半截断臂，头不停地冲着过往的行人点头致意。昨天中午，在东门中路，自称来自湖南郴州嘉禾农村的残疾青年阿生这样艰难地乞讨着。

　　在给予一些施舍后，记者试图同阿生聊聊关于乞讨的话题，但阿生却一度埋着头，不吭声。10多分钟后，看记者并无恶意，阿生的话匣子终于打开了。

　　阿生的左臂前段已经不在了，仅剩下20厘米左右，萎缩的肌肉尚能作简单的抖动，看上去让人感到触目惊心。“这可是我吃饭的家伙啊！”望着记者吃惊的表情，阿生一脸揶揄地说。

　　根据阿生的讲述，2002年5月的一天，他的家乡雷电交加，冰雹骤降，在慌忙往家里赶的路上，他触到了一根掉在马路上的高压线，被电击打掉左前臂，右手指也严重变形，丧失了劳动能力。

　　在一些残疾老乡的开导下，原本靠捞河沙生活的阿生开始以乞讨为生，“家里的兄弟姐妹生活都很艰难，根本帮不上我。”阿生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记者，他第一次乞讨是在罗湖小学，“只讨到了两元钱”。

　　“断臂会不会吓着人？”对记者的问题，阿生无奈地摇摇头说，“那没办法，不这样，早就被饿死喽。”他称，每天收入最高时也不过三四十元钱，只够填饱肚子，像今天早上8点出来，到中午才讨到七八元。“最近收入太少，房子也租不起，只能在马路边住了。”阿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