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数据显示，深圳已成为全国甚至全世界细菌耐药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医学界流传着一句话：“美国容易买到枪支，中国容易买到抗生素。”这句话十分形象地说明了抗生素在中国尤其是深圳的滥用程度。在深圳，抗生素对病人体内感染细菌无效的病例在逐渐增多。有关数据显示，深圳已经成为全国甚至全世界细菌耐药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大城市相比，深圳许多项细菌耐药性比率偏高，甚至是其它城市的几倍以上。专家称，如果滥用抗生素的情况继续泛滥，终有一天会导致细菌对所有抗生素药品都产生耐药性，患者将重新陷入“无药可用”的境地。

　　■记者调查

　　限售令下药店违规卖

　　严峻的现实直接导致国家去年7月1日颁布凭处方购买抗生素的规定(以下简称限售令)———除了黄连素和一些外用非处方抗菌药外，其他抗生素均需凭医师处方购买使用。针对深圳的抗生素售卖和使用情况，本报与“深圳热线”网站联合开展了一次市民调查(以下简称联合调查)，截至记者发稿时共有581人参加调查。

　　没有处方买到阿莫西林

　　调查显示，在没有医生处方的同一前提下，只有20.38%的受访者称“不去药店购买抗生素”，59.75%的受访者“偶尔去药店购买抗生素”，19.86%的受访者“经常去药店购买抗生素”。

　　药店购买抗生素很“容易”吗？

　　阿莫西林是一种常见的抗生素药品，在这次国家药监局的限售令里明文提到它必须有医生的处方才能购买。位于中航路的瑞丰大药房和位于振华路的永安堂大药房相隔不到50米。本报记者于3月1日下午5时许分别在两家药店购买到一盒阿莫西林胶囊。药店工作人员热情为记者提供该种抗生素，并没有要求记者出示医生处方。3月6日下午6时许，记者也非常“顺利”地在位于振华路的“一致”药店购买到这种抗生素。唯一不同的是，店员补充了一句：“放心吧，我们药店会帮你开处方的。”

　　看来限售令在一些药店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对这些违规的药店，根据限售令规定，药监部门可以给予警告或并处2000元至3万元的罚款。深圳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是零售药店的监管政府部门，该局药品流通处一名负责人说，对不凭医生处方销售抗菌药物的药品经营企业，首先对它要进行宣传教育，责令其整改。屡教不改者将被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还要被罚款。

　　药店有本难念的经

　　为什么有了禁令，有了处罚手段，药店还敢于铤而走险呢？采访中，一些药店经营者告诉记者，面对限售令，他们其实也有一本难念的经。

　　由于没有医生处方，记者在位于中航路万泽药店购买抗生素遭拒。但是，对于该药店按“规矩”行事的结果，店长杨立鹏有些无奈。他说，限售令实施前，在深圳零售药店里，抗生素类药品占药店总销量的20%左右，由于抗生素类药品的利润相对来说比其他药品要高一些，它带来的利润约占总利润的30%以上。去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抗生素药品限售令，对药店的销售额影响很大。药店总零售额一般都下降了10%--20%。“顾客喜欢买抗生素，但是没有处方就不能卖药给他，顾客就到其它药店买。我们店有时一天损失几千元。”深圳海王星辰医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钱舜尧表示：“执行这一政策，对我们药店的营业额和利润影响比较大，可能营业额的8%左右会受影响。”

　　深圳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品流通处的一位负责人说，自从去年年底颁布该项规定后，药店的反对声始终没有停止过。他们普遍认为，医院才是使用抗生素的“大户”，国家治理滥用抗生素的政策没错，但执行“方向”选择错了。如果药店真正能够严格按照规定执行该政策，显然无法和医院竞争。原因很简单，一般在医院看病的消费者是不愿再跑到药店买药的，考虑到交通、时间等成本，到医院看病花消更大，所以多数会选择在医院买药。

　　“医生开处方是良心活”

　　联合调查显示，市民去药店购买抗生素的三大原因分别是：医生开药比药店贵、去医院看病太费时间和相信自己的判断。在最近一次药品零售商座谈会上，有药店负责人再次提出：“医院处方很难流进药店。限售令实施之后，药店销售抗生素的利润大部分会流进医院，可谁来监控医院呢？”

　　联合调查显示，在去医院看感冒、发烧等常见病的受访者中，表示“几乎每次看病医生都开抗生素”的占到了67.8%，25.49%的称“偶尔从医院开到抗生素”。陈升汶证实说，目前深圳的医院中，住院病人70%以上都在使用抗生素，而国家的要求是50%。深圳医院每年销售收入排序前3位的药物均为抗生素。

　　很多医生即使对于感冒等普通疾病也要开上一大堆抗生素，这种做法无异于“大炮打蚊子”，陈升汶说。对于这个比方他这样解释：80%以上的感冒、发烧是由病毒引起的，而由细菌引起的感冒只有20%左右。抗生素只对细菌性感冒有用。“很久以来，医生们对滥用抗生素的负面作用缺乏认识，甚至有意漠视。”

　　在文舜康看来，医生开处方药更是一份“良心”活。尽管都是抗生素，一支青霉素的价格和“赛福松”(注射用“头孢曲松钠”)的价格相差达十几倍甚至数十倍，选择权完全在医生手上。同时，现在医疗纠纷越来越多，很多医生在看病时小心谨慎，生怕出现医疗官司，虽然知道大量使用抗生素对病人很有害，但在短期内却可规避医疗风险，这也是医生大量使用抗生素的一大原因。

　　患者“指挥”医生开药

　　陈升汶还提出了一个在深圳医院存在的怪现象———原本是医生对症下药却变成了患者“点药吃”。由于经济条件优越，一些市民迷信价格昂贵的抗生素，错误地认为“一分价钱一分货”，价格和疗效成正比。文舜康也表达了医生普遍存在的矛盾心理：在这种情况下，稍有责任心、经验丰富的医生往往很难办，因为假如他们不服从患者的意思，按照病情开药，一些患者就会以为医生要赚他们的钱了，要给他们开贵药。深圳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最终蔓延到医院，医患之间矛盾一直存在。“在医院的各科诊室里，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医生，给我开点抗生素吧。’‘医生，给我开点先锋5吧。’一部分医生或碍于情面，或疏于责任，就应患者的要求开处方。”

　　市民对抗生素的了解程度也令人担忧。联合调查显示，只有19.9%的受访者对抗生素的副作用比较了解，58.48%的受访者对抗生素的副作用知道一点点，21.63%的受访者对其副作用一无所知。这就难怪去年7月1日以后，一些药店须凭处方购买抗生素的行为遭到市民的不理解甚至遭遇过激行为。万泽药店店长杨立鹏的手臂上至今还有一道尚未愈合的伤疤。这是一周前一名前来购买抗生素的年轻男子所“赐”。该男子没有顺利买到抗生素后大发雷霆，一边大叫着：“药店不卖药卖什么！”一边要砸柜台，被杨立鹏和另一名店员拦下。联合调查显示，只有33.74%的市民了解国家关于须持医生处方才能在药店购买抗生素的规定。

　　如何防止抗生素滥用？

　　如何防止抗生素的滥用被摆到显要位置上来。深圳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那名负责人认为，政策的出台可能只能缓解滥用抗生素药类现象，但根本问题还在于体制改革。“如果医药不分家，以药养医、滥用抗生素的现象就无法杜绝。”目前80%以上的药品都是医院卖给消费者的，和医院出售的抗生素药相比，药店的量占很少的比例，所以问题出在医院。国外实施凭处方买药的前提是医药分家。但中国医药不分家，如果药店要真正实行该政策，根本就无法和医院竞争，多数药店面临关门的危险。

　　在陈升汶看来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他认为，让滥用抗生素“刹车”的关键绝不是“医药分家”。据其所知，目前我国尚无一个使用抗生素的统一标准，国家卫生监督部门需要尽快出台一个抗生素使用规范或指南，并成立专家委员会指导医生使用抗生素。在美国，对抗菌药物控制很严格，定期考核医生的抗菌药知识，不及格者将停止其处方权。而在中国，对医生使用抗生素应该进行分级管理，有相当用药经验、有社会责任感的医生才可以有使用抗生素的权利。

　　深圳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那名负责人说，今年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加强滥用抗生素危害性的宣传，让病人和医生走出误区，这样一旦当医生乱开药时，病人也有决定权。

　　昨日上午，在深圳市人民医院的ICU(重症监护室)内，躺着一位喉腔插管的老人，长时间高烧不退。

　　病危老人无药可治

　　这位老人叫胡应香(化名)，今年89岁，不久前因患慢性肺病病危由其它医院转入市人民医院。医生介绍说，老人体内遭遇三类以上的细菌感染，情况十分危急。抗生素是对付细菌的首选，但医生选取的种种细菌培养结果显示，其体内多种细菌已经产生耐药性，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抗生素对其体内细菌都已经无效了。其主治医师、ICU(重症监护室)的副主任文舜康在看过这位老人此前的医院用药记录后发现，一些基层小医院在一开始就大量使用抗生素，而许多抗生素的使用不当，直接导致了病人现在“越治越严重”的后果。

　　而在同一重症监护室内，一名日本籍患者因为抗生素无效而成为植物人，另一名产妇也出现了细菌耐药性表现。站在这些病人的病床前，文舜康只有深深地叹息。“我们已经知道敌人是谁了，确定了敌人的方位了，但是我们手头没有武器了！”文舜康说，看着病人一天天消瘦，直至死亡，对医生和病人亲属而言，都是一种煎熬。

　　文舜康说，不仅因细菌感染严重送来ICU(重症监护室)的病人在增多，现在还发现病人体内的细菌耐药性越来越强，尤其是感染格兰氏阳性球菌的病人在增多。“而这一细菌目前在深圳耐药性已经恶化到只有一种搪肽类抗生素可以‘应付’，一旦这种细菌对最后的‘克星’也产生了耐药性，等待感染此细菌病人的结局只有迅速死亡。”文舜康告诉记者，3月7日，仅该医院ICU一个病区内就有三个病人感染了格兰氏阳性球菌。

　　病菌与抗生素始终在赛跑

　　深圳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呼吸内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感染学组委员陈升汶这样解释抗生素的耐药性———由于抗生素是直接作用在致病菌上的，在每一个抗生素投入使用后，没有被杀灭的细菌会迅速产生对这一抗生素的抗体，成为耐药菌。二战中，几十到100单位的青霉素挽救了无数伤员的生命。相同病情，现在几百万单位的青霉素也没有效果。“也许有一天，曾经用青霉素一针见效的病症，将会重新变成抗生素发明出来之前那样的绝症。”说这话时，陈升汶面容严肃。

　　陈升汶称，当致病菌产生耐药性后，就需要研发新的抗生素。1928年9月的一个下午，英国人亚历山大发现了青霉素。之后，细菌产生了对青霉素的耐药性，于是科学家们又开发出了头孢菌素等新一代的抗生素。然而随着头孢菌素等的滥用，细菌又很快产生了对头孢菌素的耐药性，于是科学家们又着手开发新的药物。如此反复，新的抗生素的开发和细菌耐药性的产生之间就像在进行着一场赛跑，永无休止。遗憾的是开发出一种成熟的新型抗生素大约需要十年，而按照我国滥用抗生素的现状，新的耐药菌的产生则只需要两年的时间。显而易见，在这场赛跑中，细菌耐药性似乎永远跑在前头。

　　陈升汶忧心忡忡地说，有朝一日病菌耐药性“进化”速度远远超过抗生素的研制速度时，我们又将回到抗生素诞生前的黑暗岁月。国外有学者警告说：对抗生素不加选择和不顾后果的使用，将使人类的危机加速到来，到那时，人类对地球的主宰地位，将受到细菌这种单细胞生物的威胁。

　　细菌耐药率深圳非常高

　　据了解，去年6月，深圳市药监局召集医院、药店、医药行业协会等单位就防止滥用抗生素进行座谈。座谈会上众人议论的一个焦点是———深圳已经成为全国甚至全世界细菌耐药率最高的地区之一。陈升汶手头有这样一份数据：以深圳较多人服用的抗生素亚胺培南为例，对治疗感染了铜绿假单胞菌烧伤病人最有效的“王牌”抗生素亚胺培南，深圳的耐药率高达42.2%。也就是说，10个感染此细菌的病人中，抗生素亚胺培南已经对4个病人无效。该抗生素北京、上海和广州的耐药率分别是16.3%、20%和15.7%。而美国的耐药性仅为5%-6%。抗生素头胞他定的耐药率深圳为38.1%，京沪穗的耐药率分别为18.7%、27%和17.5%。陈升汶告诉记者，非典时期，有香港医生得知深圳这一数据后，表示难以置信：深圳的细菌有那么厉害吗？